曹東義 河北省中醫藥研究院

●所謂“科學主義”是一個狹隘的觀點，他們認為只有很少一部分經典物理、化學、數學、天文屬于科學，這種科學只產生于歐洲16世紀之后，其他知識都不屬于科學；并且把科學絕對化，認為科學就是正確的，是衡量一切的標準，是真理的化身。

　　●科學主義不了解中醫藥的理論技術、歷史貢獻、現實作用與未來價值，提出“廢醫驗藥”的錯誤主張，要取消中醫實行了幾千年的指導理論，用定性定量分析的化學藥品標準“檢驗中藥”，不斷地在各種場合、各種刊物上大肆兜售“廢醫驗藥”，蒙蔽了不明真相的廣大民眾，甚至按照西方的標準宣揚中醫藥必然被消滅，其危害是非常明顯的。

　　●現代化，就醫學而言，不應只追求形式，不應以時間定位，應該用最少的支出，以最短的時間，達到最佳的效果，這才是世界人民對現代化醫學的要求。東西方文化是互補性很強的兩種文化，我們不應該妄自菲薄，把中華文化處于“自我從屬”的地位，而是要“與世界雙向接軌”。中醫學是中華文化的瑰寶，其先進理論部分是未來醫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，而“仁心仁術”則是未來醫學的最高精神境界。

　　一百年來，中醫藥飽受“科學主義”的傷害，至今仍然沒有擺脫它的羈絆。發展中醫藥事業，必須告別“科學主義”對中醫事業的干擾。

　　所謂“科學主義”是一個狹隘的觀點，他們認為只有很少一部分經典物理、化學、數學、天文屬于科學，這種科學只產生于歐洲16世紀之后，其他知識都不屬于科學；并且把科學絕對化，認為科學就是正確的，是衡量一切的標準，是真理的化身。

　　從“科學主義”的表現形式來看，有的極為霸道，不容分說，強行指責中醫不屬于科學，這是赤裸裸的“科學主義”做派，主要來自于外界對中醫的傷害；有的含含糊糊，吞吞吐吐，說中醫不屬于科學，這種羞羞答答的“科學主義”，主要是中醫界內部受民族虛無主義影響而出現的傾向。這兩種硬的、軟的“科學主義”，對于中醫事業的傷害都很大，幾乎不分伯仲，因此，必須提高認識，排除其干擾，才能使中醫逐漸走向自覺、自信、自立、自強。

　　西風東漸，送來赤裸裸的“科學主義”

　　清朝閉關鎖國的政策，使中華民族喪失了了解西方，平等交流學術的機會，伴隨著鴉片貿易而傳來的西方科技，盡管帶來了人類進步的曙光，但其強勢東擴的過程，也把科學主義極端自大的思想傳到了中華大地。

　　在李約瑟博士撰寫《中國科學技術史》的前后，一些人卻熱衷于從“劣根性”上“反思”中華民族為什么落后了，一時間，否定國學、取消漢字、消滅“舊醫”的悲劇和鬧劇，不斷反復上演。

　　上世紀初，不少文化精英認為陰陽五行屬于封建迷信，是算命先生騙人的把戲；中醫是大多數人養生治病的保障，但是中醫靠著陰陽五行診治疾病，這簡直就是國人的恥辱。一些人想把與中華民族相伴五千多年的中醫學，打翻在地，扔到垃圾簍里，《靈素商兌》、取消中醫提案等，就是新中國成立前赤裸裸“科學主義”鬧劇的巔峰之作。

　　1929年，少數人提出廢止中醫案，其中一條說中醫罪狀是“提倡天地通，阻礙科學化”。他說：“人類文化之演進，以絕天地通為最大關鍵，考之歷史，彰彰可按。”把中醫主張“天人相應”學說等同于巫蠱迷信，把中醫當成腐朽陳舊的舊醫學，必欲取消而后快，主張禁止一切有關中醫的書刊出版，禁止中醫辦學校培養新中醫。

　　2006年，有人主張“以文化進步的名義、以科學的名義、以維護生物多樣性的名義、以人道的名義”，告別中醫中藥，并且搞萬人簽名，讓中醫藥退出國家衛生體制，在民間自生自滅。

　　此后，不斷有人出書、發文章，說“科學是件好東西，凡事給貼上科學的標簽就仿佛身價百倍。”并說科學是從西方來的，是在16世紀之后才有的，“但是在‘賽先生’進入中國，并逐漸被公認為好東西、成為正確和真理的化身之后，中醫就也要來沾科學的光了。”

　　這段話有兩點嚴重的錯誤：其一，“科學是件好東西”是對科學的歪曲，是其把科學庸俗化、荒謬化。科學是從不同角度探索未知領域的方法、知識體系和精神的總稱，但是在他的眼里竟然成了“正確和真理的化身”，是可以利用的“好東西”，也就可以把科學當棍子用。實行“順我者昌，逆我者亡”的科學霸權主義。凡是有人說中醫合乎科學的，都被其列為“偽科學”，加以打擊。其二，中醫不但沒有“沾科學的光”，反而被狹隘的科學主義者百般詆毀、反復掃蕩，只是因為狹隘的科學主義不是科學，不等于科學，其能力有限，并沒有推倒、打敗根基深厚的中醫。相反，隨著科學研究的深入，新近出現的系統科學、復雜性科學、控制論、信息論、黑箱理論、自組織理論等，在中醫學里找到了最為典型的力證，科學家、哲學家們努力地從中醫學里尋找智慧，探索為什么在那么早的時候，中醫學就可以解決很多復雜性問題，它的方法論有多少可以轉化為具有現代科學普適性的原理。這是科學主義者所沒能預料到的。

　　自我從屬，造就羞答答的科學主義

　　狐假虎威，科學主義借著科學知識的傳播而到處擴張，一些深受科學主義影響的中醫人，對于中醫學術產生了信仰危機。從進入中醫學院開始，就帶著質疑的目光、批判的心態接受中醫知識，這與古代中醫學術傳承完全不同。古人學習中醫，或者出于“不在朝廷之上，便在醫林之中”的心態，把中醫學當做濟世救民的德行，或者是壽親養老的仁術，因病結緣，或者因情結緣，步入醫林，是抱著崇敬、感恩的心態開始學習中醫的。

　　深受科學主義影響的老師，羞答答地告訴學生們中醫是古老的，也是樸素的；赤裸裸的科學主義立即補充說，古老的就是落后的，不改造就趕不上西醫，就會被時代所拋棄。在這樣的心態下，“王教授”學了30多年中醫，教了30年中醫，沒學會中醫辨證論治的精髓，在退休之后寫出了《我負中醫，中醫負我》的萬言長文，認為中醫無論怎么說也是不科學。

　　在科學主義的影響下，對于“臨床有效”的事實，也可以顛倒黑白，判定中醫“有效而不科學”。

　　有人寫文章說，自己中學畢業后，開始看中醫書，采過草藥，也炮制過一些藥，還開過方子，治過病，其中一個病例給他觸動很大。一天，他的爺爺突然昏迷不醒。后來只進不出，吃了9天飯，沒有排泄。家里人找來當地許多醫生，但都不見好轉，命在旦夕。他經過辨證，開了黨參、生地、大黃、黃芩、枳殼、豬苓、澤瀉、滑石，用燈心草和木通做引，抓了3劑。頭一服兩劑一起熬，水開即起，涼透再服。服后大約1個小時，他爺爺突然有了知覺，有要解手的表示。下午，再喂藥。第二天居然開口說話了。吃完第三劑，他爺爺的病逐漸好了，還上山砍了3年柴。他爺爺對很多人說：“是我孫子救了我。”但是，這位當年的“土郎中”說：“學了科學史以后，我發現，這個‘成功’病例，用現代醫學來分析可能會更準確。比如，當時我把這個病例判斷為‘胃腑熱積’，可能掩蓋了不少更精細的東西。現在我猜，我爺爺可能當時屬于輕微的腦血栓，腦血栓自動修復以后，病也就自愈了。”他認為這個例子說明，在中醫的“成功”背后，可能蘊含了相當多的失敗，包括病因判斷模糊等。“現在回想起來，我當年給爺爺看病，肯定多開了藥，浪費了錢，也破壞了本不應該破壞的生物多樣性。估計，在這個方子中，有一味大黃就夠了，其他都可以節約。”就是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，受到科學主義影響之后，他就用幾個“可能”、“我猜”、“估計”，得出來一個“肯定多開了藥，浪費了錢，也破壞了本不應該破壞的生物多樣性”的判斷，把一個白的事實說成是黑的，借著這個事件訴說中醫的罪狀，不斷寫出《告別中醫中藥》、《告全國網絡讀者的公開信》等文章，時而赤裸裸、時而羞答答地推銷科學主義。

　　羞答答的科學主義善于詭辯，不僅大談“中國古代無科學”，中國、中醫所謂的輝煌歷史，都是阿Q式的“先前闊”。他們歪讀歷史，戲說古人，誤導青年。

　　司馬遷說“扁鵲言醫為方者宗”，開創中醫學術集大成的扁鵲，自然就成了羞答答科學主義者選中的進攻目標。有人寫了《扁鵲，我憑什么崇拜你？》，歪批歷史，污損扁鵲，把中醫的宗師說成是一個極不光彩的角色，并說：“扁鵲，這位中醫藥行業的鼻祖，是中醫藥界人人尊敬推崇的神人，因為，在司馬遷的筆下，他簡直就是無所不能的醫學奇人。最近，重新閱讀《史記》這一篇文章，從另外一個角度去審視這位行業鼻祖，發現他卻是一位不太光鮮的角色，多少年來，中醫藥界把他奉為醫學神人而加以崇拜。在這位扁鵲先生學醫和行醫方式的影響下，使中醫藥的發展走上了一條神秘而怪異之路，他的一些所作所為至今還對中醫藥產生著很壞的影響。”認為扁鵲是個“中醫盲”，但卻喜歡自我吹噓，是個“名欲狂”；扁鵲的醫術是“吃”來的，使中醫的學習傳承方式充滿了神秘詭異，中醫的學習方式也一直擺脫不了“只可意會”的心悟之法；扁鵲脈學成就是“以‘切脈秀’來欺騙病人”；扁鵲的“六不治”是治病耍滑頭；扁鵲行醫天下“隨俗為變”是“在行醫過程中隨心所欲，不顧實際醫療能力的醫學風氣，至今還大有市場。中醫常常敢言‘包治百病’，或許就肇端于扁鵲先生吧？”被司馬遷稱頌、歷來受人尊敬的宗師扁鵲被妖魔化了，并認為這樣做是為了中醫學的發展和振興。這種深受科學主義毒害而不自知的人，在中醫界不是個別現象。

　　劉明武先生說，不讀圣經的牧師見不到，不念佛經的和尚也沒有，不讀《內經》的中醫不難找。科學主義歪曲中醫歷史，褻瀆經典，加重了信仰危機。

　　挺起中醫脊梁，肅清科學主義危害

　　國醫大師鄧鐵濤先生曾經對中醫界存在的“自我從屬”現象，有過深刻的論述，這是對在科學主義長期壓榨下出現的用西醫的標準評價中醫、改造中醫的各種言行的高度概括。因此，他主張抵制“泡沫中醫”，防止只有表面上的職稱系列齊全，而實際上卻中醫味越來越淡，中醫院不姓中、不能姓中。應該“回歸中醫”，堅持傳統、重溫經典，年輕學子們要早上臨床、早跟師學習、提高臨床療效；“做鐵桿中醫”，盡量能中不西、先中后西，用最先進的科技發展中醫；他說“中醫是未來醫學發展的方向”，中醫學是中華文化的瑰寶、中醫藥學是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國第五大發明、中醫學的先進理論部分是未來醫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、“中醫是以人為本的醫學”、“仁心仁術”是未來醫學的最高精神境界。

　　鄧鐵濤先生在《中醫與未來醫學》中說：“不少治療手段，看來對某一個病已經解除了，但會落下另一個終身遺憾。例如小孩發熱，用抗菌素治療，熱退了，但耳朵卻聾了。據報道，中國每年制造3萬聾啞兒童；又如胃潰瘍大出血，血止不了便把胃大部分切除。又如‘糖尿病足’，病在腳趾上，治療方卻把腳切掉，未能治愈又把腿切去了。這樣的技術，就不能稱為‘仁術’。不論現代手術已發展到如何高明的程度，但大方向肯定是錯了。中醫學對不少急腹癥，可以用‘非手術治療’治好。用‘仁術’來考量，這才是未來醫學的方向。”一個學科的振興，離不開理論的進步。鄧鐵濤先生未來醫學的思想，值得大家進一步探索。

　　科學主義不了解中醫藥的理論技術、歷史貢獻、現實作用與未來價值，變本加厲地提出“廢醫驗藥”的錯誤主張，要取消中醫實行了幾千年的指導理論，用定性定量分析的化學藥品標準“檢驗中藥”，不斷地在各種場合、各種刊物上大肆兜售“廢醫驗藥”，蒙蔽了不明真相的廣大民眾，甚至按照西方的標準宣揚中醫藥必然被消滅，或者搞網絡簽名取消中醫藥，其危害是非常明顯的。

　　清代著名醫學家徐大椿說“醫隨國運”。中醫伴隨著國家命運的興衰，艱難地走過了一百多年，隨著漢字順暢地進入計算機技術的突破，世界各地“孔子學院”的建立，“歲寒三友”之一的中醫，也迎來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。

　　在近代，中醫學盡管不乏治療疾病的良方妙藥，也不乏使用這些技術的優秀中醫，但是，中醫的社會地位卻每況愈下，逐漸衰落，新中國成立初期幾乎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，關鍵的因素是評價中醫的標準出現了錯誤，科學主義到處泛濫。

　　黨的中醫政策得到落實之后，中醫學術得到比較完整的保存，甚至在某些領域創造了世界性的奇跡，比如中醫治療乙腦、腺病毒肺炎、流行性出血熱、甲肝合并乙肝、SARS、艾滋病、宮外孕、急腹癥，以及針刺麻醉、防治太空病等，都展現了中醫學優秀的特質。同時，在西醫搭建的平臺上，中醫表現得更加優秀。一個中西醫并重，團結合作的大好局面，充分說明了我國衛生體制在當今世界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，可以比較好地解決人民大眾看病難、看病貴問題。中醫學善于解決復雜問題的方法論優勢，治未病、養生保健的豐富措施，可以為世界人民的健康長壽保駕護航。

　　中醫學五千余年，枝繁葉茂，碩果累累，盡管也有花開花落，殘枝敗葉的季節，但是年復一年不斷增長的年輪，說明其行的是“生而能成的大道”，是不斷茁壯“肯定之肯定”的發展道路。中醫學對于人體的認識，不是結構決定功能的“構成論”，而是整體生成論、自然生成論，所以格外看重精、氣、神對于人體生命狀態的重要性；它豐富的治療手段，也是多元并舉整體調節的，而不是單一靶點的化學成分對抗。中醫成熟地運用了模型方法、黑箱信息調節，通過“模糊集合”把握人體動態的清晰。中醫藥是中華民族貢獻給世界的獨特醫學體系，蘊含著中華民族的大智慧。

　　在《正確認識中醫》里，鄧鐵濤先生說：“站在世界的角度看，舉凡中醫處理疾病卓有成效的方法，在外國專家眼中，都是新鮮事物，是創新。舉例如‘針刺四縫’治療急腹癥的蛔蟲團梗阻，既簡單又速效，又省錢。在外國醫家看來卻多么神奇！把這一療法放到世界醫學中去，就是現代化的成果。什么叫現代化？就醫學而言，不應只追求形式，不應以時間定位，應該用最少的支出，以最短的時間，達到最佳的效果，這才是世界人民對現代化醫學的要求。病人住院從頭到腳，做各種儀器檢查，出院交費幾十萬，這就是現代化嗎？”“但可惜的是，我們當前的醫、教、研，都努力引進西醫的東西以圖說明中醫之理論，或以西醫的理論改造中醫的精華，以為是在創新。這種錯誤的傾向，影響中醫的發展已數十年了，不能不引起我們的反省。”

　　2003年經歷了突發的SARS新瘟疫，中醫藥發揮了讓世人矚目的巨大作用。在當年11月科技部舉行的香山科學會議上，鄧鐵濤先生發表主題演講說：“政府應為支持中醫藥的發展架設一條高速公路。21世紀的中醫藥將以嶄新的面貌出現于世界科學之林！如果認為上面的意見是正確的話，那么，目前最流行的一個口號：‘向世界接軌’，我認為錯了，什么都向世界接軌，就把我們置于從屬地位。21世紀是重新評價中華文化，發掘中華優秀文化的時期，世界文化的發展不能缺少中華文化的參與，東西方文化是互補性很強的兩種文化，我們不應該妄自菲薄，把中華文化處于‘自我從屬’的地位。那句口號應該改為‘與世界雙向接軌’。中國科學家有志氣、有骨氣、有智慧、有能力去創造中華民族更美好的未來。”